1960年5月21日清晨六点多，台湾阳明山的山路上响起汽车发动机的闷响。车厢里躺着七十八岁的阎锡山，他高烧不退，呼吸粗重。随行军医一边替他掐着人中，一边焦急催促司机：“再快点，再快一点！”然而弯弯曲曲的山道只能容一车通行，颠簸的车体把担架晃得东倒西歪。还没等抵达台大医院，这位曾呼风唤雨的晋省“土皇帝”已气绝身亡。一场看似普通的感冒，为何竟成绝命劫？答案得从十年前他搬上阳明山说起。
1950年夏天，阎锡山突然宣布要把全家迁往郊外。有人好奇，他笑着摆手：“城里空气浊，山里凉爽。”话听着轻松，实则是心灰意冷。三个月前，蒋介石复职“总统”，神速撤掉他的“行政院长”与“国防部长”头衔，只留下两个空洞的顾问名号。昔日“一人之下”的门面瞬间坍塌，他自觉在台北市区抬不起头，索性远离权力核心，到菁山租下日据时期尚未完工的农场，整修成“种能洞”，住进石窑般的居所。阎家亲戚私下议论：这老爷子认栽了。
搬迁本是一时赌气，却埋下隐患。阳明山距台北市区足足二十多公里，盘山路狭窄难行。平时倒也安静，可真出点急事就麻烦。对阎锡山而言，身体才是最大弱点。年近古稀，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冠状动脉硬化全都缠身，偏偏他性子犟，不肯长住市区方便就医。好友何应钦劝他“还是住回城里”，阎锡山只回一句：“东山的土地爷离不开这口土。”
闲居岁月难熬，阎锡山只能写书消遣。《大同之路》《补心录》陆续面世，观点依旧鼓吹“保甲”“义务工”，不过读者寥寥。有人戏称那堆小册子为“阎氏自传体天书”。自嘲也好，排遣也罢，总归没能让他再度上场。
说到“再上场”，就得追溯到1949年那一连串风急火燎的逃亡。时间拨回1月18日，太原城被华北第一兵团围困已三月。阎锡山接到一封南京加密电报：南京办事处主任方闻转述陈纳德的保证——美机可随时接他出城。阎锡山心动，却不能当场走人，毕竟豪言“与太原共存亡”仍在耳边回荡。他先让亲信在南京替他“要官”，等一纸调令做挡箭牌。
机会果然出现。3月29日，李宗仁以“商谈和平”为由发来邀请，阎锡山当天即乘陈纳德的运滇航空C-46起飞。部下问他何时回师，阎锡山轻描淡写：“三日五日，谈完即返。”其实机舱门一关，这位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”就再没打算回来。
四月下旬，太原城破，十三万晋绥军灰飞烟灭；与此同时，阎锡山的第二段逃亡也在上演。渡江战役这一声炮响，他在南京坐不住，连夜飞往上海，随即转广州。老蒋与李宗仁斗得不可开交，阎锡山自觉资历老，来回穿梭想当和事佬，也想搏个“救世主”形象。结果呢？别人看得透：那不过是没有兵权的空头上将。
广州政府摇摇欲坠时，他被推上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”，外人说是“跳火坑”。他却自信满满：“我兼或可不亡，换人亦或不亡，我就不辞。”一席绕口令把白崇禧和李宗仁气得七窍生烟，却奈何不了他。只是好景不长，11月，二野逼近川黔，阎锡山再度打包，飞重庆、转成都，最后缩进台北。
岛上山雨欲来，他也琢磨退路。美国、日本、台湾，各备一处房产；还把四公子阎志敏先送洛杉矶读书。可蒋介石对旧军阀的去留一向心狠，说一句“暂勿远游”，护照便成废纸。阎锡山这才明白，自己只能在台岛当“活化石”。
岁月无情。1960年春，他腿肿、面浮，仍硬撑着在菜园里指手画脚。5月初连连腹泻，侍从贾景德劝去医院被拒。阎锡山哼了一声：“不过是小恙。”21日凌晨，他忽感畏寒，高烧至四十度。军医初步诊断系感冒并发肺炎，下山就医刻不容缓。可那一条山路，把时间拖成了杀手。
医生事后回忆：“离医院还剩七公里，脉搏突然停了。”若阎锡山仍住台北市区，救护车五分钟就能抵达。冲动搬家，看似远离是非，实际把命留在了半路。遗体运回菁山，按照他生前留下的“七条遗令”草草治丧。灵堂正中悬着他自写挽联，上句“有大需要时来，始能成大事业”，下句“无大把握而去，终难得大机缘”。来吊唁的老人们对视一眼，谁也说不清老西这一生到底算赢还是输。
五月底，棺木移至七星山向阳坡。坟碑刻着他《思想日记》里那段晦涩句子：“突如其来之事，必有隐情。”山风猎猎，野草掩没旧日荣光。若干年后，有人指着碑言曰：他最后一次误判形势，不在战场，而在那条通往医院的山路。不得不说，风云人物的谢幕，有时就系于一个念头的偏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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